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河豚文旅”（ID：hetunwenlv），作者 抖腿少年。36氪经授权转载。
当得知刺猬乐队荣获第三届CMA年度乐队时，子建有些激动，他高举着石璐走向颁奖台，“感谢这么多年，我们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说罢向台下鞠躬致谢，子建在旁边嘴角上扬，小声嘀咕，“这是摇滚乐的夏天啊。”
CMA把年度乐队给刺猬，这是很多人没想到的，和他们同台提名的竞争者不乏五月天、旅行团等摇滚老炮儿以及落日飞车、鹿先森等新秀。
为此，CMA给出的理由如下：给用创作表达音乐理想和精神追求，态度鲜明、理念契合、能力匹配，表演配合默契，呈现出独一无二音乐风格和强烈的乐队现场魅力。
还让人有所意外的是火箭少女101，这个摘得了最佳组合的女子团体获将的原因，CMA也做了系统性的总结，“凭借默契的配合，激发出超越个体的优秀表现，成员能力优秀且保有个人特色，音乐自成一格，有独特的现场感染力和强大的市场影响力。”
九连真人表演《莫欺少年穷》
把每个获奖原因解释清晰，以此建立行业内的评审标准，这是CMA的特色。除此之外，CMA还设立了很多奖项围绕在音乐工业体系中，许多录音师、混音师、电音配乐和音乐导演也能和明星歌手同台领奖。
虽然成立只有短短三年，但CMA无疑已经在行业内立起了一个标的。
在华语乐坛获奖无数的周杰伦经纪公司的办公室里只摆放了两个奖杯，其中一个就是CMA；作为乐坛“大哥”的李宗盛也在花甲之年担任评委会顾问，并写下万字倡议书去试图通过CMA建立一个行业标准；在海外久负盛名的摇滚乐队Pink Floyd也对CMA开放了自己歌曲的授权以示尊敬……
蔡琴也来到了现场，作为台湾金曲奖的发起人，她深知做一个有规格、有标准、有影响力的音乐奖有多难，吸引她到场是CMA评委会主席徐毅的一番话：
“我们要做一个有奖格的奖。”
01.“相爱相杀”的宋柯徐毅
在星光璀璨的颁奖礼后，是疲惫和艰辛。
CMA颁奖典礼开始的前几个礼拜，徐毅频繁和宋柯通电话，俩人每次聊的内容几近雷同，无非就是CMA的那点事；聊天的形式也无出其右，起初先互相抱怨一通，然后接着互相勉励。
“第三年了，不能再靠大家临时一凑办盛典，一切都靠有情怀加玩命了。我们一定得努力完成常设机构这件事了。CMA的阶段不一样了。”徐毅告诉宋柯。对此，宋柯每次的回复也很直接，“先撑完这一年吧。你不干还有谁能干？”
为了CMA的事情，徐毅太累了。
在接受采访前，徐毅刚结束了一场两个小时的电话会议，他的脸上写满了疲态。见到记者后，也少了一些寒暄，而是静静的坐在椅子上，休憩了一会。
作为CMA的评审会主席，从送审到评选、从统计结果到监督获奖名单，徐毅每个环节均参与其中，思考哪些步骤的进步才能更好地让CMA的机制达到目标，忧虑哪些细节不被遗漏现场才会完美，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一个多月前，李宗盛坐在位于三里屯的太合音乐办公室内也告诉徐毅，“小徐你这么玩命，这行里头还有谁能这么干，你得赶紧有个常设机构，有团队来日常完成这些工作。不然，我很担心这件事（CMA）会持续不下去。”
徐毅很无奈，不是不想，而是具备一个常设机构本身就需要相当专注的时间和条件来建设，而目前，CMA基本上是靠业界人事义务临时在坚持的。在日常本职工作已经极度繁重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义工实难为继，心力不足，天人交战。而徐毅一直在寻找的评委会主席的接班人，也是难上加难。
“首先，找这样一个有行业影响力的人，而且又不会在评审的角度上有利益冲突的人很难。当年，选我就是因为我刚巧离任SONY音乐，身份相对单纯。再来就是这份要求极高的专业工作，动辄就需要持续半年严谨不懈，繁复浩瀚的投入… …辛苦，没有固定的工作团队，没有酬劳，一切真的是在困苦中。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缺乏。”
每每焦虑时，徐毅就找宋柯互诉倾肠。宋柯总是一副江湖做派，嬉笑劝之。甚至有些时候徐毅找宋柯经常出现找不到人的情况。
久而久之，现在双方的关系有些微妙。宋柯把这段关系比喻成两个恋人冷战的阶段，互相受不了对方，互相又离不开对方，“我受不了他抱怨，他受不了我这种大而化之。但是我们又特敬重对方，知道离了谁CMA都做不到今天，也知道彼此都是踏踏实实的想为这个行业做一点事。”
或许相比GMA（金曲奖）、AMA（全美音乐奖）和BMA（公告牌音乐奖），CMA（唱工委音乐奖）还远没被大众熟知。
CMA（CMIC Music Award），是“中国首个由唱片行业协会发起设立的音乐奖项”，其发起人不乏中国音乐产业资深前辈宋柯、徐毅、李宗盛及沈黎晖等人，评审更全是由音乐行业从业前辈和新锐组成。该奖致力于打造中国音乐行业最具公信力的奖项，参考格莱美音乐奖（Grammy）的奖项设置，流派风格涉略广，由行业协会进行评审。
CMA几乎代表着整个中国唱片行业对华语音乐看法，被看作“中国的格莱美”。同时也是宋柯、徐毅、李宗盛等在音乐行业的推手对未来华语乐坛的所有向往，希望通过CMA来建立一个可以长久遵循的行业标准。
用宋柯的话来说，CMA是他们留给中国音乐的“legacy”。02.被宋柯“诳”进CMA的徐毅
和宋柯在唱片时代就声名远扬相比，徐毅有些过于低调。这个在中国音乐行业近三十年的幕后“大佬”几乎在搜索引擎上检索不到太多信息。
徐毅现在Title是太合音乐集团的总裁兼CEO，在此之前，他1992年入行，在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公司起步。24岁就入主是英国EMI百代唱片的中国区代表。而入职太合音乐前，徐毅更作为大中华区主席暨首席执行官，执掌整个索尼音乐娱乐五年，成为这个职位的内地第一人。
如果不是因为CMA，徐毅不会对外接受采访，也不会把自己搞的这么疲惫。
在颁奖典礼临近前，徐毅告诉太合音乐的董事长钱实穆，希望能从太合的业务中抽出几天时间用于CMA的工作，“对此老钱也理解，他说，能为行业做点事，咱们多支持。”。
一方面钱实穆相信CMA是能给行业带来一些良好变化的；另外一点，他也确实看到了徐毅对CMA的真切投入——在去年颁奖礼结束后的第二天，徐毅本人在所供职的太合音乐集团有一个工作会议中竟两次睡过去，这是他以往的职业经历中从未有过的。
如果没有宋柯，徐毅大概率不会这么累。换而言之，徐毅是被宋柯“诳”到CMA评审会主席这个岗位上。
早在四五年前，宋柯就萌生要做一个公正、公开、为行业建立标准的音乐奖项。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徐毅，俩人一拍而合。为此，他们曾带着一票唱片公司老板数次参观学习全英音乐奖和格莱美奖。契机出现在2017年，这一年宋柯、徐毅以及沈黎晖等唱工委的常务理事决定要把第一届CMA做出来，并且要推选出一个评委会主席。
在会议召开时，徐毅还在西安照顾生病的母亲。结果在徐毅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宋柯“缺席审判”推选徐毅当选为评委会主席，并全票通过。（除了徐毅那票）
“说起来特别不道德，但我不知道(他母亲生病），不赖我。结果出来后我告诉徐毅，你已经被光荣的推选成第一届CMA的评审会主席，结果老徐哭笑不得，回我第一句话是，‘你疯了吧，你找别人去好吗？”
宋柯以“服从组织安排”回应徐毅，“因为我特别了解他这人。如果我不这么逼着他，他大概能跟我聊到颁奖前（也不愿意当选）。但是他自己后来也说，他其实他生命中也需要缺一个我这样在后边老推着他的人。”
当然，推选徐毅的背后，宋柯也有自己的小心思。相比自己一直是音乐行业创业者+老板的身份，徐毅在近三十年的行业生涯中，一直是一个出色的职业经理人。
“只要他答应了的事，不管多难，一定会用心做好。我们六零年代生人一直有一种使命感，我有，徐毅（七零后）也有，他对音乐行业是有理想的。”
03.中国音乐奖的“弊端”
华语乐坛，或者说内地乐坛缺少一个公正、干净、有态度、有影响力的奖项已经很多年，“立牌坊、分猪肉”是圈内心照不宣的事实。
作为在唱片行业摸爬滚打二十多年的徐毅和宋柯也参加过不少类似颁奖典礼，有的是通过唱片公司或者艺人赞助公然“卖”奖，有的通过奖项吸引明星演出，再高价出售转播费……
长期不透明的评审状态，让很多唱片公司和艺人对华语乐坛的奖项充斥着不信任感。
在颁奖前很多台下的艺人已经知道了获奖情况，如果没得奖的“陪跑者”常常由于面子挂不住，干脆都不出席。甚至有些主办方本来要把这个奖颁给某位艺人，结果得知对方无档期参加后，直接修改了获奖名单。
“我们想做一个干干净净的奖，不仅要评审公正，更要建立一个行业标准，说清楚为什么要把这个奖给他。”
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CMA每年收入并不多，但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为了确保评审环节公平，仍然请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首的英国PwC来公证每个环节。
在具体的评审上，唱工委音乐奖设立了独有的“工会奖+学院奖”评奖模式。唱工委目前拥有的174家会员单位几乎覆盖国内大小唱片公司和音乐厂牌，他们投票选出入围名单后。
在最终评奖环节，由徐毅担任评委会主席，邀请九位业内的资深及新锐人士分别担任评审召集人，由他们九人各自再邀请十位不同领域的乐界同行，组成包括主席在内的100位业内评审团，在评委会首席顾问李宗盛持续推动下，101位评审团进行行业标准论述的工作，最终评选出获奖名单。
具体有严苛？每年徐毅组织的10位业界评审名单保密，甚至连同是奖项发起人的宋柯都不清楚。
“我和老徐分工时说好了我不过问评审环节，结果他丫真的一点消息没给我露，甚至还不让我见评审成员。”宋柯回忆，“有一次听说李宗盛大哥来了北京，我这当兄弟的（徐毅）都不让我见，至少让我和大哥喝杯咖啡聊会天，结果不行，不让我掺和。”
徐毅记得，在2017年唱工委音乐奖第一届盛典举办的前一刻，有一位艺人带着妆到了现场。在进场前，这位艺人悄悄询问徐毅，究竟自己有没有奖可拿？如果不告知，就不进去了……
而同样在第一届CMA时，也有不少唱片公司老板找到宋柯，询问能不能给自己的艺人一个奖，“给不了最佳男歌手，给一个最佳流行歌手可以谈吗？你暗示一下能得奖我就安排艺人来给你撑场子。”
“第一我确实不知道，我也不能开这个口子。假如CMA公布了五个提名，结果只有得奖那个人来了，有什么意义呢？一点荣耀感都没有，特没劲。”
后来的结果是，首届CMA颁奖盛典上台领奖的人士，大多是艺人的助理、家人，甚至连场地座位都没坐满。但也正是在徐毅的这份执拗下，第二届、第三届CMA，越来越多的艺人开始认可这个奖项。
“越讲人情伤害越大，越讲原则伤害越小。”徐毅告诉娱乐资本论矩阵号河豚文旅（ID:hetunwenlv），有一次他跟周杰伦的经纪人在一起开会，无意间就看到他的办公室里面就放了两排奖座，金曲奖和CMA唱工委音乐奖。
CMA的“奖格”保住了。
03.CMA难在哪？
“穷、忙、乱”这是在CMA颁奖典礼光鲜的幕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当音乐行业没有将自身标准整理论述出来之前，许多可供前行的基础就会处于混沌之中，人们也就无从遵循标准。
问题首先出自内部，CMA成立之一的目的是为音乐奖项建立一个可量化的标准，为此李宗盛曾撰写万字报告递交给了徐毅，但真正执行却很难。
“不是每一个评审，他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都好。大家能听出来好或不好，但把音乐中感性的东西、技术的经验变成专业的描述其实很难延伸。”
同时由于CMA奖项提名是由会员单位投票选出，在最初的送审环节，徐毅就经历过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一家小的唱片公司，拿了90首轻音乐用来提名最佳女歌手奖。结果当CMA的工作人员和PwC每一首都监听完后，发现都没有人唱。
“我当时气的要死，然后打电话过去询问为什么这么做，结果对方回复，我们公司虽小，但输人不能输阵。”
甚至早先唱片公司投票的时候出现，没经过公司内部认真或有系统地讨论和评审。直接由公司前台代投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代表着CMA的公正和专业，也给原本人员紧缺的他们带来了庞大的工作量，徐毅事无巨细的都要过问、解决。时常要亲自致电会员单位的老板，拜托大家要严谨积极。
由于目前CMA并没有设立常驻机构，很多工作人员都属于义工。所以常常召开前，都是徐毅临时找来太合的工作人员帮忙，宋柯招呼过来的阿里文娱的老朋友一起帮忙。工作繁多时经常忙到凌晨，但却没有一分酬劳。
“我们连份像样的大餐都请不起”，徐毅有些无奈，“我们前后一直忙这件事的人，不超过5个，唯一一个领薪水的员工，已经三个月没开支了。”
“穷”这个词，一直伴随在CMA左右。
CMA目前主要的收入来自播映权、商家赞助、以及会费、会员捐助，但靠这点资金做一个像样的颁奖礼远远不够，甚至在第一届时连组织评审、邀请第三方公证的成本都覆盖不了。
这一切几乎靠着宋柯、徐毅“刷脸”撑起来的。
“第一年哭丧着脸求爷爷告奶奶的时候，也确实得到了不少帮助，大家也觉得你太不容易了。比如爱奇艺的龚宇在我们冷启动的时候硬生生的签了三年的播映权；京东的徐雷是我球友，也连续三年赞助了我们。”宋柯回忆，甚至第一届CMA时他常常莫名的收到一些未署名的捐款。
宋柯有时候会开玩笑的告诉评委会，实在缺钱就把北京的房子卖了，换一套小点的住。但后来换么换房不清楚，只知道他和徐毅为了CMA已经陆续搭进去了几十万。
“我们有时候连评审的机票都覆盖不了“，徐毅告诉河豚文旅（ID:hetunwenlv），”每次李宗盛大哥是蹭着开演唱会的契机来北京和我们开会，尽可能帮组委会省下一点成本。很多评审也是在国外巡演的途中飞回来参加CMA，也没一分酬劳或补贴。这个行业的人真是有情有义！”
钱是刷脸刷出来的，人也是刷脸刷出来，做了三届CMA后，徐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感谢”。
徐毅记得前年CMA，湖南的超级马力主动义务帮助CMA做了全程纪录拍摄，完整的拍摄了整个CMA初创到评审，以及盛典的所有环节。之后，马力团队就忙其他节目了，但片子拍出来后却一直没人剪，为此徐毅拜托了一名青年导演晁晨无偿地完成了后期，也许是共同的情怀，这个名为《千里之行》的纪录短片令每一位观者都能深深地被发生在2017年的春夏往事感动。
剪辑的时候，导演使用了60年代英国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乐队（Pink Floyd）的歌曲《被困》作为配乐。“片子做的非常好，情绪也配合着音乐渲染的很到位，但是我们没有Pink Floyd歌曲授权，这个短片是无法播放的。”
英国摇滚乐队Pink Floyd
而此时，距离颁奖典礼只有短短一个礼拜，重新剪辑根本来不及。
徐毅给自己老东家的索尼音乐亚太区负责人丹尼斯总裁打了电话，希望能得到Pink Floyd的使用授权，结果对方得知徐毅和一种中国同行在做一个有行业标准的奖叫CMA之后，四天内把免费使用的授权说明书发了过来。
“这当然是莫大的鼓励。如果换做之前，我是不会这短的时间去做事的。虽然对方认可我们的理想，愿意帮助我们，但很容易来不及达成。现在回头看，挺感动的。”
04.这届从业者行不行
宋柯和徐毅认识二十多年，多数时间他们是朋友，也是竞争对手。俩人同在唱片行业时，宋柯想签的艺人被徐毅抢过，而徐毅想签的歌手后来也落入过宋柯手中。
“相爱相杀”，宋柯用这个词来描述他和徐毅一直以来的关系，但俩人也同样因为彼此怀揣着一份对音乐的向往，使得从竞争对手变成另类“合伙人”。这一干，就是三年。
从96年回国创立麦田算起，宋柯在音乐行业摸爬滚打了23年，而徐毅比他更久。
但可惜的是，在这而后的二十多年里，音乐行业一直过的不算太好。
先是互联网盗版洗刷唱片公司，大家总是怪政策不支持，现在互联网音乐的版权开始管控了，也没见音乐人过的多好，只是苦了高价买版权的平台方而已；后来又觉得是资本没到位，说没钱怎么做生意，去年网易云和太合哪次融资低于了10亿，TME都登陆纳斯达克了，结果呢，连首传唱的好歌都没出现，反而是一些“安琪拉”和“喵喵喵”等洗脑且无脑的歌充斥街头。
这个行业需要有人告诉他们什么音乐是好的，并且要让整个音乐产业的人从幕后走向台前，挺起腰板赚钱。无疑，CMA就是在做这么一件事。
2011年时，对行业失望的宋柯留下一句“唱片已死”就跑去卖烤鸭了。但真正热爱这个行业的人不会就这么撒手而去。
徐毅也是如此。彼时宋柯找他做CMA时，他刚刚从索尼音乐离职，所以欣然应允。后来加入太合后因为工作原因两度请辞，最后坚持下来，一方面是热爱，另一方面，也是完成与宋柯的至少撑三年的约定。
“要把奖格立住，在评奖的过程里逐步建立行业标准的论述机制，从艺术与技术角度为行业累计好的经验做法，提炼出可以对未来发展有益的方法论。这件事花了三年，开了个好头。推动常设机构的意义就是要让这些工作，更系统更专注地持续推动下去。希望唱工委这个奖能够与中国的发展合拍。” 徐毅说。
在CMA第三届颁奖典礼，徐毅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了现场，老徐告诉小徐，这就是你老爸每天忙到无法陪伴你的事情，并告诫他，之后也要做一个专业且被需要的人。
宋柯在开场前也做了致辞，“其实CMA成立的初心是树立一个行业标准，希望在找到行业标准的同时帮助行业找回骄傲和自尊。有朋友问我，CMA能办多久，我想肯定十年不止。当每年CMA大家齐聚一堂，给行业带来一些变化时，我想我的表情一定是幸福并且愉悦的。”
说到这里时，宋柯有点哽咽。很难猜出，他是因为CMA现在的成就喜极而泣，还是想到了三年来的艰辛情凄意切，抑或是通过CMA真的看到音乐行业的明天。
